华尔街的CEO们更不敢提——他们现在是全民公敌，他们提出的任何方案都会被认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奖金。
“保尔森需要一个理由。或者说，需要一个声音。”
麦克的语气变得极其微妙，带着一种近乎暗示的期盼。
“LanCe，你现在在华盛顿和媒体那里的影响力，不一样了。你是那个预测了危机的人，你是那个用自己的钱救市的人，你甚至是那个刚刚在‘契约精神’上帮了财政部大忙的人。”
“如果你——如果有一个像你这样、不属于传统华尔街建制派、但又有着极高市场信誉的人，能够公开指出购买有毒资产的不可行性，并提出‘直接注资’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……”
麦克没有把话说完。
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。
他希望陆泽能够利用自己现在正如日中天的声望，去替华尔街、替保尔森，把那句政客和银行家都不敢说的话，大声地说出来。
去推动，甚至去逼迫政策的转向。
如果陆泽这么做了，那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，他将成为重塑美国金融拯救方案的关键推手。整个华尔街都将欠他一个还不清的巨大人情。
陆泽当然知道麦克在打什么算盘。
他也知道，在自己前世的记忆里，保尔森确实在几周之后，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，放弃了购买有毒资产的计划，转而强行向九大银行直接注资。
那是一个痛苦但正确的决定，是真正把美国金融体系从悬崖边拉回来的关键一步。
陆泽也清楚，如果自己现在站出来，凭借他此刻在公众和两党之间微妙的超然地位，他或许真的可以推动这个进程，甚至加速它的到来。
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为了华尔街的感激？为了拯救那些在过去几年里贪婪无度的投行？
陆泽把笔轻轻放在桌面上。
“约翰，”陆泽的声音带着了一种开玩笑一样的自嘲，“你太高估我了。”
麦克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。
“我只是一个市场参与者。”
陆泽用一种陈述客观事实的语气说道，“我的工作是寻找被错误定价的资产，然后在合适的时候进行交易。制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，那是保尔森部长和国会议员们的职责。”
“可是LanCe，如果你看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，而且你有能力去纠正它……”
麦克还想争取一下。
“我看到了一栋着火的房子，约翰。”陆泽打断了他。
他看了一眼屏幕上那些正在一片片翻绿的大宗商品和外汇报价，挑了挑眉。
“我的职责，是计算这场火会烧掉多少价值，然后在这片废墟被重新定价之前，布下我的头寸。”
“至于火该怎么灭，该用什么颜色的水管，该派哪一辆消防车去……那是消防局的事。我从来不越俎代庖。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，像是在给这位刚刚打赢了一场生死战的老朋友一个忠告。
“约翰，把大摩的资本垫做厚一点。接下来才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。”
电话挂断了。
陆泽靠在宽大的椅背上，静静地看着那块专门显示欧洲市场走势的屏幕。
麦克的提议看似很有道理，但那是一个巨大的陷阱。
“直接注资”固然是正确的解药，但它是一杯毒酒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谁去提它，谁就会成为民粹主义的靶子。
他刚刚通过那份完美克制的声明，好不容易把自己从“操纵市场的恶魔”洗白成了“契约精神的捍卫者”，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，主动跳出来去当华尔街的代言人，去替那些制造了危机的银行家们要政府的钱？
而且最要命的是，他现在已经是高盛和大摩的大股东了，而不是那个“局外人”“做空者”。
如果他跳出来说“我们直接给银行们注资吧！”，那他几乎可以确定会立刻、马上被广大美国民众打为“华尔街走狗”。
当然，再过两年他可能会“沉冤昭雪”，至少专业人士会说“LanCe当时的提议非常有道理”。但是他会失去一大块“广泛声望”。他没必要贪图这么一点点“专业人士的赞许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