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是其他老百姓没有得到实实的好处。可能给百姓带来利益的“厚农桑”等措施并未实施。明黜陟、抑侥幸、择长官虽然很有必要。但如何对官员进行考核，范仲淹做得简单粗暴，把当时地方高级官员名单拿过来一看，认为不合适的一律红笔一勾，就算撤职了。富弼对范仲淹道：“你这样随便一勾容易，可知道人家1大家人都要哭啦。”范仲淹回答的气贯长虹。他说：“1家哭总比1路哭强吧。”问题于，范仲淹和派往各地考查干部的钦差，考核干部都没有一个标准，把哪些人勾掉，哪些人不勾掉，全凭个人感觉好恶，那就未必真正能做到庸者下，能者上。连包青天就都上奏《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》，很能说明问题。均公田实际上是高薪养廉，如果不建立起1套有效的普遍的民主监督机制和透明的惩办机制，只会高薪养贪。当然，这种有效的监督和惩办机制的建立，对于范仲淹来说，是1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减徭役，减了几个县邑能省多少徭役？而且对当时害民不轻的募役法没有从根本上触动。精贡举改得也不深入不彻底。加上改革时间又实太短，改革成果还没显现就结束了，总之广大老百姓没有从庆历革受到多少利益。当然这些范仲淹是不能控制或超出能力范围了。
三是急功近利。庆历3年西元1043年9月底，本来范仲淹还没准备好，也许仁宗求治心切，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艰难吧，特地打开天章阁再次召见范仲淹等人。天章阁是保存皇帝手稿的禁地，以前从未此接见大臣，可谓礼遇空前。天章阁，焦急的仁宗赐他们坐自己对面，迫不及待地站起来，亲手将纸笔递交给这几位，催促他们写出方案。过了几天，仁宗又亲笔写下手诏，催他们快办。这场改革的方案就这样仁宗皇帝急切催促下写就。方案刚刚拟定之后，没有经过认真研究，没有充分做好事前准务，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就下诏颁布实行。对施行过程出现的不少问题，如州县官吏人心惶惶，无所适从，各衙门的正常秩序被破坏，官吏竟相争官等，因没有思想准备而不能采取措施加以应变。这种主张速变的改革，缺少一个按部就班、切实推行的条理。改革的成功，依赖于上轨道之社会基础的支持，而这种社会基础的培养绝不是1朝1夕就能完成的。范仲淹把改革变成1个手段，希图借此促进理想社会基础的建设，不能不说是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。这种缺乏统筹全局的改革，一时政令频出，大大超出社会所能承受限度；政令的仓促出台也难免彼此间不相一致。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改革，破坏旧制的同时，不能立刻提出可行的建设方案，开始一厢情愿所设计的体系往往同现实不相吻合。于是，破坏和建设间容易出现社会秩序的失控状态。
四是党同伐异，有害于国。内侍蓝元震上书：“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尹洙、余靖”，“四人得时”，“以国家爵禄为私惠，胶固朋党，递相提挈，不过二三年，布满要路，则误朝迷国，谁敢有言。”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，仁宗想听听范仲淹他们的说法。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：“我边防的时候，见到能打仗、会打仗的人聚一起，自称1党，怯懦的人也自为1党。朝廷上，正、邪两党也是一样。陛下只要用心体察，就可以分辨忠奸。假如结党做好事，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？”欧阳修是写了1篇《朋党论》的政论呈交仁宗欧阳修的章，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结党。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“伪朋”，有君子以“同道”结成的“真朋”。其实没有哪1党1派不说自己是君子的，而且既然结党，必有私利，党派的大特点就是自私性和排他性。王夫之《宋论》评论庆历政时，直接指责范仲淹引发的党争风潮，开宋代党争之渐，导致了北宋灭亡。
庆历革再1次证明，能够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利益，搏得社会各阶层的理解和赏识，是变法取得成功的不可否缺的关键因素。做不到这1点，哪怕贤德如范仲淹也很难取得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