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说英文，不说日文，说中文。
这不是语言选择。
这是规矩的宣示。
在这间办公室里，说什么话，由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决定。
李德尔的脊背微微僵了半秒，随即松下来。
半辈子殖民地管理的经验，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道理。
以前英国人定规矩，全沪市都说英文。
现在椅子上换了人。
他不会中文。
不是学不会。
是在他的职业生涯里，从来没有需要学的理由。
工部局的工作语言是英文。
董事会里坐的是英国人、阿美莉卡人、一个法国人和两个岛国人。
公文用英文写，会议用英文开，报告用英文呈。
华文处有专人负责中文事务。
一百多个华捕、六千多个华人职员，所有涉及中文的沟通都由华文处往上转。
总董不需要碰一个中文字。
跟中方官员打交道？
走领事的渠道，有专人处理。
1928年工部局增设华董之后，华人的诉求有了自己的代言窗口，总董更不需要开口了。
这不是个人的倨傲。
是制度的惯性。
整个远东殖民体系运转了将近一百年，英国人从来没被要求用被殖民者的语言办事。
他们搭建了一套完整的行政机器.
从巡捕房到税务局，从卫生署到华文处。
每一个齿轮都朝着一个方向转。
那个方向，是伦敦。
现在伦敦已经自顾不暇了。
三天前那封密电还压在李德尔外套内袋里。
从唐宁街十号发出，经驻沪领事馆中转，落到他手上的时候，纸页还带着机器的油墨味。
电文很长，核心就几句话。
在当前形势下，不适宜与岛国在沪市租界发生军事冲突。
请尽一切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。
必要情况下，可接受对方的合理要求。”
合理要求。
这四个字的弹性，大到能把整个英租界装进去。
李德尔收到电报的那个晚上，坐在工部局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。
窗外苏州河桥面上的岛国探照灯一遍一遍地扫过来。
光柱打在天花板上，一明一灭。
他在那把椅子里坐了很久。
丘吉尔的意思他听懂了。
首相在唐宁街的战时内阁会议上，把话说得比电报更直白。
外交大臣安东尼说不能让步。
丘吉尔反问了一句。
不让步，我们能怎么办？
军舰在大西洋。
对付日耳曼人的潜艇，每个月几十万吨商船沉进海底。
陆军在北非。
隆美尔的装甲师刚刚完成一轮反击，第八集团军被打得缩回了防线。
东线的日耳曼人已经推进到莫斯科城下。
苏联要是倒了，下一个就是英国本土。
至于远东？
丘吉尔说过一句话，李德尔在领事馆的内部通报上看到过原文。
万一岛国跟我们打起仗来，根本没法撑住香港或解救它。
驻军只能是象征性的，做做样子的抵抗是唯一合理的选择。